1948级清华校友翁铭庆:我的清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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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级清华校友翁铭庆:我的清华三年
发布时间:2020-06-08 17:56:13


翁铭庆,1930年出生于天津。1948—1951年在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1951年考入协和医学院医科学习。1956年毕业分配到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后在天津市医学科技信息研究所工作,1985年晋升研究员,从事信息专业工作。曾多次获天津市科委优秀调研成果奖以及卫生部医学信息先进工作者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1948年,我在大学入学考试中考取两所大学,分别是清华大学生物系和燕京大学外语系(医预备取)。考虑到三年后如果不能进入协和学医,清华再读一年可以在生物系毕业,燕京医预虽与协和关系更密切,但生物系不如清华,所以决定上清华。


1948年9月,我带了行李和自行车在天津东站乘火车至北京前门火车站,出站后就看到清华大学迎接新生的大布标,并有学长志愿者帮忙送上校车。车到清华二校门,首先看到二校门上清代军机大臣那桐题写的“清华园”三个大字。二校门内左侧是校卫队,右侧有一小卖部。下车之后又有同学领我们办理宿舍入住和选课。我与耀华同班同学王企祥(同入生物系)及机械系翟良科、法律系张静宇同住善斋524室。1948年是民国三十七年,所以我们这一届学号以37为首,共五位数。

学校的作息时间,由钟声掌握,钟亭(现为闻亭)悬挂着一座大铜钟,有一校工按时敲击。起床、上下课、熄灯均有钟声可据。男生的几栋宿舍楼都在校园最北面,宿舍前大操场边上的体育馆是锻炼身体的好去处,里面有室内游泳池,室内球场的楼上是一圈跑道。学生洗澡有淋浴室,更衣室立着一排排存衣铁橱,每人领一把钥匙。体育馆南为校医室,宿舍西面有化学馆,其旁灰楼是张肖虎先生的音乐室。往南走过一片树林是静斋女生宿舍。学习最重要的大图书馆是每天必去之地,古老的工字厅以及教授住宅等处我们都较少去到。校园很大,天然粗放而又静谧,是学习的好环境。


1949年7月,翁铭庆学长在清华图书馆前

开学伊始,生物系在生物学馆二楼大教室开了一次迎新会,系主任陈桢教授等都出席。新生同学有胡寿文、李文杰、袁尔立、黄永允、卢世璧、周瑛、陈流求、曹宁生、王企祥和我,共10人。我们还在大礼堂聆听了梅贻琦校长的讲话。大礼堂里悬挂着一个大匾,上书四个大字“寿与国同”,因为清华建校于1911年与民国的建立同年。


生物系大一的课程与化学系、物理系都很相似,都是必修课。我的课有“国文读本和作文”,朱德熙先生讲授;“英文读本及作文”,何士侯先生操粤音讲课。第一堂课点名时,有一同学名宁生,何先生立即说:“Born in Nanking.” 微积分是赵访熊先生授课。赵先生着西装,口衔烟斗,手夹皮包快步走入教室,先在黑板前写板书,然后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讲: First order,second order and so on。普通化学,张子高老先生以四川音一字一句讲解得很清晰。“定性分析化学”,授课者高崇熙先生是山东人,快人快语,曾说“你们爱来不来 (上课),到时候考及格就行了。天天来,考不及格,来也白来。”定性分析实验就怕实验报告批语为Repeat,又得重做, 必然比别的同学进度慢了,如得到Accept 则可以做下一个实验。体育课马启伟先生 (马约翰老先生之子)教我们跳梅花桩。直到下学期才有本系的课。普通动物学,沈善焜先生讲课语声缓慢低沉。总之,课程排得满满的,相当重,由中学进到大学,教学方法完全不同,讲课进展也很快。上一堂课若是化学课,在最北面的化学馆,下一节微积分课在一院(今清华学堂)大教室上课,没有自行车就必须一路小跑,否则即使不迟到也只能坐到最后面去。这两门课都和物理系、化学系同学一同上课。我一开始学习很吃力,颇有疲于奔命的感觉。我们用的教科书、参考书都是国外最新出版的:化学为Pauling(诺贝尔奖获得者)著General Chemistry;微积分是 Courant的著作;定性分析教科书著者是 Treadwell & Hall ,书中有高崇熙先生的高氏法。经过学习,我们体会到高崇熙先生并不是鼓励不上课,而是要求学生加强独立思考,不能鹦鹉学舌,仅局限于学老师课上的内容。


清华重视体育教育也很有特点。马约翰先生经常着一身白色西装,白衬衣黑领结,灯笼裤长袜白鞋,精力充沛,笑容满面。每年男生要在体育馆经过一次裸身考核,测握力、腿和臂的拉力、单杠引体向上等;还要观察有无圆肩、脊柱正直否、脚弓如何。检测结果都记录在“病历簿” 里,再针对每个人身体情况开出矫正的 “处方”,如跑步多少,单杠、肋木如何练之类的办法。

每天就餐在大饭厅,有营养、小、大三个膳团。小膳团价较贵,营养膳团供体弱者。大多数同学都在大膳团用餐,定桌定人,8人一桌,无椅凳。中晚餐4菜,由先到饭厅的同学将菜平分到8个饭碗里, 主食米饭或馒头自取不定量,从未有菜多少之争。饭厅前部设有小卖部出售大花生、牛肉烧饼等,晚上从图书馆归来曾去买过。


除上课外,我天天晚上必去大图书馆学习。馆的一楼设有很大的阅报室,全国各地报纸放在报架上供阅览。文学院各系及地质系也在图书馆一层。二楼左翼是参考书阅览室,里面极其安静,用学生证可借阅参考书,长的阅览桌和圈椅天天坐得满满的。右翼为普通阅览室,呈开架式,我看过《国闻周报》,载有民国时期地方势力的情况。书库有玻璃地板,校庆时参观过,平时不得入内。


1981年,清华70周年校庆返校,左起:胡寿文、翁铭庆、卢世璧

系里的活动不多,有时星期天我会乘校车或骑自行车到东四表姐家。从学校到西直门一路没什么建筑,多是田野树木,空气新鲜,骑车进城心旷神怡。其时,东北国共两军战事逐渐紧张,但校园生活还算平稳。到1948年10、11月已有同学随家南迁,学校里学生明显减少,校园冷清了很多。一个星期天,我到表姐家看到她正忙于整理行李,当日下午全家就乘飞机南迁了。那天永庆五哥也到她家,我俩就在表姐家乱哄哄的地上住了一夜。五哥要我翌日早起赶校车返校,怕迟了关城门。第二天一早我便起来去东华门乘校车,过西直门时见设置了军事路障,还有很多军人把守,形势已经紧张起来,但我居然顺利回到了学校。


1948年12月13日,在化学馆上张子高先生的普通化学课,隐隐听到北方传来炮声。起先声音不大,仍然继续上课。忽然一声巨响,张先生颇为吃惊,讲课就中断了。我们都跑去顶楼看个究竟。当天下午,国民党军队把大炮拉到了三十六所前 (今气象馆东侧)布阵,炮口朝向化学馆北方。为防危险,我们都到学校南侧的建筑内过的夜,我与王企祥在水利馆地上打地铺。王在我旁边一夜辗转反侧未入睡, 第二天一早便进城去,之后他就南迁了。经梅校长交涉后,12月14日国民党军撤走大炮,我们又回到宿舍住。嗣后,国民党军退守城内,清华园实际已经解放。12月18日,解放军第十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签署的布告张贴在西校门及二校门外,大意是保护学校,凡解放军人员未经许可一律不得入内。12月19日,一架国民党飞机在学校上空盘旋并丢下几颗炸弹,当量不大,幸未伤及人员和建筑,只在地上留了一些坑,但激起了同学们对国民党的更大反感。

12月下旬,为慰问系里的教授,生物系同学亲自做了一棵圣诞树送到赵以炳先生家门外,并唱起圣诞快乐歌,受到赵先生和夫人欢迎,拉近了师生关系。我们又拜望了陈桢先生,谈起开遗传课问题,陈先生以手拍着沙发扶手,用苏北口音激动地说“你要我死!——苏联的瓦维洛夫,米丘林——那个李森科——”,表达对苏联批判孟德尔遗传学的不解和恐惧。


北平城被围等待解放,学校组织救护中队,生物系同学全都参加,还曾到燕园与燕京同学一起听外伤急救包扎讲座。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北平被围为孤城,铁路中断。我们几个清华和燕京的天津同学急于回去看看战争后的家人。我跟随同学出学校步行经蓝靛厂到丰台 (已解放),乘火车返津。到天津,街上有地上画着白圈,似是有地雷的警告。我的母校耀华中学曾被国民党军作为据点,有过激烈的战斗,外墙上留有很多弹痕。幸而家中平安没有波及,父母都安康。

我在天津得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在平津火车开通后便赶往学校,与住在崇文门内汇文中学的清华同学集合,参加了进城宣传队。时值隆冬,大家紧挨着睡在地铺上倒也不觉冷。寒假结束回校上课。梅校长走后,叶企孙先生为校务委员会主任,周培源先生、吴晗先生为副主任,周培源先生任教务长。学校的教学工作有条不紊。

第二学期的课程多了一门普通动物学。因理学院的微积分教科书较难,遂到数学系向段学复主任申请改选了工学院的微积分,吴光磊先生讲授。那时学生申请转系、改选课,只要不违背校规都能得到允许,非常人性化。


1949年3月,学校号召文法学院的同学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扩充干部队伍,解放南方。理工学院只有个别同学报名, 生物系的乐大鹏被批准参加。1949年4月,清华开始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同系一高班同学(她了解我家情况)找我谈话,希望我申请。我与哥哥讨论后提出了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

一年级的下学期,在已经解放的清华园,曾有解放军文工团来校演出,也常有时事报告,如乔冠华来演讲。他手里拿着香烟,一边讲一边来回不停地从台这头走到那头,一讲就是三个小时。5月1日,清华同学在天安门对面的广场上伫立,冒雨听了天安门城楼上领导人的讲话。暑假中,北平市大中学生暑期学习团在沙滩北京大学处开班,住在红楼的教室里打地铺。我与农学院的赵德芳和康烈年同学为邻。大操场是我们的露天教室,坐着小板凳学习革命人生观、自然辩证法等等。有一天半夜起床,大家排队边走边睡去黄寺看解放军的机械化部队表演,这些装备全都是得自国民党军队的战利品。


2000年校庆,翁铭庆(左)与方天祺学长(1950届生物系)在老生物馆前合影

进入二年级,首先是调整宿舍,我和耀华的同班同学胡长诚(化工)以及其他系的邵文杰(机械)、吴北生(电机)同屋,住新斋708室。选课有英文(二),文启昌先生授课;普通物理,由刚从美国归来的彭桓武先生授课,采用萨本栋著教科书;定量分析化学,严仁荫先生讲授;比较解剖学,崔之兰先生授课;还选修了动物切片术,沈善焜先生授课,安排在寒假中。再有全校同学在晚上共同上的必修大课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主义,由费孝通先生主持请人讲课。由于大礼堂容不下,同学们按系别安排到各教室听广播,我在二院教室,灯光昏暗,效果不佳。


比较解剖学是生物系的一门重头课,崔先生和蔼耐心,讲得很详细,同学们私下都亲切地称她“崔老太”(臧文娣先生指导实验)。崔先生留学德国,对某些名词愿用德文,我们在答题时也随之应用。除生物系卢世璧、李钧荃、周瑛和我以外,还有心理系的徐联仓、季楚卿、郭小远、张一虹也同上此课。后来,生物系报到时的10名新生只余4人同班,2人转去化学系(袁尔立、李文杰),3人南迁(王企祥、曹宁生、陈流求),胡寿文病休。

日军占领清华时,把学校的煤气设备破坏了,复校时只修复了一个大压缩空气罐,化学实验用火融化标本只能用煤饼炉。化学系一同学(可能是顾长立?)编了一副对联“不管定量定性全凭煤饼煤炉;无论有机无机都需烧杯烧瓶”,很是诙谐。

10月1日,我们参加了开国大典,看到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学校号召学生参军、参干,但也是多以文法学院学生为主。

1950年秋进入三年级,我搬宿舍到明斋331。这年只许同系同学住一起,同屋记得有王泰安、周培爱。我们屋门锁曾被撬,偷走同学的衣物,报告了斋务股也没破案。修读的课有中国近代史、有机化学(恽魁宏先生讲授)、体素学(崔之兰先生讲授)、生物化学(沈同先生讲授)、胚胎学(崔之兰先生讲授,当时没有视频,崔先生设法用手绢折叠,形象地讲解胚胎心脏如何形成)、进化遗传(陈桢先生讲授,因当时孟德尔遗传学受批判,没安排遗传实验,未能学习陈先生研究的金鱼和果蝇遗传,很是遗憾)。我曾慕名旁听了一堂钱三强先生讲的普通物理和雷海宗先生的历史课。


1951年,十世班禅曾来校,我们在大礼堂举行了欢迎仪式。礼堂台上幕布、桌椅全都换成了黄色的装饰,事先特别叮嘱女生不要和他握手。那时班禅大师只是一 个少年。

1951年春假,生物系与理学院其他系同学到丰台农村宣传抗美援朝,我和张人骥演过活报剧。这年校运动会,我参加了 4×100米接力赛,理学院五小系(生物、心理、地质、数学、气象)组成一队。1951年清华40周年校庆,返校的生物系老前辈有汤佩松、娄成后等先生,曾和我们在读的生物系同学打了一场排球,老学长老将出马大获全胜。

1951年暑假,我到协和参加入学考试,生物系赵以炳、崔之兰和陈桢三教授写的推荐信。不久就接到协和的录取通知,我和李钧荃、卢世璧租了校车,连人带行李直驶东单新开路42号文海楼学生宿舍入住。

至此,我结束了三年的清华生活,步入了新的征程。

2015年12月31日初稿,2020年2月25日增补定稿于天津寓所

本文刊载于《清华校友通讯》2020年春季号(复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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